决战时刻勿要中计：且看内外学者勾连，妄图瓦解华夏历史的把戏
鉴于有人屡次私信给我称“满蒙非中国论”，试图转变我的认知，与其一同承认该观点，否则就指责我是“洗地”。
这种错误的认知，源自居心不良的日本学者，时至今日，仍旧流毒甚广。在当下决战时刻，有必要重新整理资料，戳穿其挑唆内部矛盾的鬼把戏，让大家擦亮眼睛，不为其所迷惑。
一、为侵略中国做准备的日本先锋学者
20世纪初，日本汉学界遵循“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宗旨，由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否定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贬低中华文明，由此催生中国近代的“疑古派”。
白鸟库吉抹杀中国上古史，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是受到了其两位老师的影响。
1865年，白鸟库吉出生于日本千叶县茂源市，家境优渥。
1879年，白鸟库吉进入千叶中学就读，遇到了两位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那珂通世和三宅米吉。
那珂通世，当时是千叶中学校长，此人极度仇视中国，于1890年专门写了本《支那通史》，鼓吹“中国停滞论”，试图证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停滞不前”。
此时，明治维新刚刚开始不久，公鸡会指挥下的明治政府也才“向西看”21年，在民间，中国的形象仍旧是强大的、不可轻易招惹的。
那珂通世在维新派的授意下写了这本污蔑丑化中国的书后，明治政府推波助澜，使这本书在日本畅销起来，凡是读过此书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形象大为改观（可以说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日本人对中国不但失去了尊崇的心理、克服了惧怕的心理，甚至还建立了“心理优势”。
从这本书出版发行开始算起，仅仅四年过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至于三宅米吉，则是日本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关注古史研究，建立日本考古学会，被称为日本考古学界第一人。
白鸟库吉深受上述二人影响，他曾在三宅米吉的传记中写道：
“像我这样的后进生能够追随二位恩师（即那珂通世与三宅米吉），享受他们的恩赐，真是令人高兴，令人难忘。”
可以说，白鸟库吉继承了那珂通世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三宅米吉对古史的关注，最终促成了其研究古史、攻击中华文明的思路，加上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也便产生了”中国南北对立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洲中立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乃至“尧舜禹抹杀论”。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后，在日本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的标志性事件，而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
实际上，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个说法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汉学界素有“东洋史巨擘”之美誉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年）。
内藤湖南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两年（1866年），病逝于“九一八事变”的后三年（1934年），其一生贯穿了“大日本帝国”的诞生、成长与膨胀的整个过程。
1914年，48岁的内藤湖南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第一讲座教授。作为当时名扬四方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内藤湖南刊印出版了《中国论》（实为支那论）一书，为日本读者答疑解惑。
在该书“自叙”中，内藤湖南声称此书是替中国人、为中国思考而作。然而，书中那种对思考目标的控制欲与权力感却跃然纸上。
而“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前精心炮制出来的，其目的为了给日本入侵中国寻找一个合理化的借口，本质就是为了分裂中国、占领中国、征服中国。
中日甲午海战打响后不久，时任日本宫廷顾问兼帝国博物馆的馆长九鬼隆一便迫不及待地起草了一份《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在这份文件中，九鬼隆一不厌其烦地教导日军军官如何“搜罗搜集”中国各种文物，并且极为详细地划分出了掠夺之“要旨”、“方法”、“费用预算”三个部分。
其“要旨”第一条和第二条如下：
第一条：
本邦文化之根底，与支那、朝鲜密切相关。为阐明我邦文化之固有性质，亦有必要与之相对照。故此，搜集大陆邻邦之遗存，乃是学术上最大之要务。
第二条：
……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必须将东洋宝物之精粹搜集完成于本邦，以此宣扬国威，使之无愧于东洋学术之大本营，进而促使本国资产之长足的増进。
此为发扬国光之事业，所以必须利用平时和一切良好机会力图付诸实行。
计划详密，由此可见，针对中国、朝鲜文物典籍的掠夺是早有预谋的官方有组织行动。
显然，这是小日子对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最大程度消灭华夏的文化传承，并妄图借此一跃成为古华夏文明的代表。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学者内应
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是满清帝师。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柯劭忞隐居深山甘做满清遗老（以前清遗老自居）。1914年，任清史馆代馆长、总纂，1927年后来负责《清史稿》总成，并撰写了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总纂纪稿。
后来，柯劭忞以一己之力，耗费二十载编纂了一本《新元史》。
且来看看柯劭忞集20年之功大成的“呕心沥血之作”——《新元史》。
书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八哈，是旭烈兀之长子：
“阿八哈，旭烈兀长子。生于太宗七年。”
1234年2月，阿八哈出生，是为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之长子。
据说，抚养阿八哈长大成人的是继母脱古思可敦，旭烈兀最心爱的妻子，她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
然而，大秦景教碑已经被证实为假货（详见：一箭穿心，历史真相呼啸而来，伪史迷惑人心的幻术逐一破灭，助纣为虐者也露出了本来面目），景教在历史上也并不存在，只是伪史，这阿八哈的继母还能是虔诚的景教徒？
看来，这书有点问题，目的不那么单纯。
继续看这段：
“二子：长阿鲁浑，次盖喀图。阿八哈妃八人，一为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之女。初，旭烈兀与东罗马通好，结为婚姻。罗马俗，一夫惟一妇。蒙古妃嫔多，东罗马王难之，重违其请，乃以私生女玛里亚字之。送至中途，旭烈兀已卒，阿八哈遂娶之，以是厚抚天主教人，与教王及法兰西诸国通使命。”
诡异的东罗马出现了。
不仅如此，旭烈兀还与东罗马通好联姻，把私生女玛里亚许配给了旭烈兀。但是，人还没送到，刚至中途，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旭烈兀的所谓长子阿八哈便娶了东罗马（也就是传说中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海尔八世的私生女玛里亚为妻。
根据西史叙事，玛里亚全名为玛丽亚·佩利奥洛吉娜。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旭烈兀的长子真的是阿八哈吗？
度娘说，是的。
那么，度娘的信息来源于何处呢？
巧的是，度娘的信息恰恰来源于《新元史》和西人之书。
《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外国八，还频繁地出现埃及字眼，甚至提到了所谓的阿八哈传。
埃及字样在《新元史》书中不断出现
这是打算通过蒙古西征，与埃及交战、通婚，来坐实古埃及的伟大历史吗？
哈里发与蒙古希古帖木儿都发生联系了，不得不说，算盘打得挺好。
你以为只有古埃及？
不不不，还有罗马，罗马帝国。
套路就是，先以西征的蒙古人来证明古埃及的存在，再以蒙古人、古埃及人一同与所谓的罗马发生关系，比如双方发生交战、又或买卖、联姻等等，以此来证明罗马的历史存在。
罗马是古拂林国吗？
当然不是。
关于拂林国非罗马，笔者此前数篇文章已经给出详细考证和直接证据，详见：
灭失600年，郑和舰队资料终于重见天日，甚嚣尘上的伪史弥天大谎是时候该被彻底终结了
作为史学大家，柯劭忞对华夏古代典籍记述的拂林国应该本不陌生，可是，他却偏偏采信了西人伪书中的内容，而置中国典籍的诸多记载于不顾，实在有些令人“琢磨不透”。
只是，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后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流毒散播至今，民间百姓一时难辨真伪。甚至，还影响了历史教科书。
在利用蒙古西征证明了古埃及和古罗马后，又怎么少得了古希腊呢？
于是，柯劭忞这位满清遗老又在《新元史》中写道：
不仅如此，就连天主教的历史，在此书中也被大大提前了。反正，蒙古人来的时候，天主教已经传播四方了，其历史肯定比11世纪更加悠久，不是吗？
如若有人对该史书中的史料来源感兴趣，想知道这些“历史叙事”究竟从何而来，作为满清帝师、溥仪伴读的柯劭忞才不会告诉你呢，人家引述西人的资料根本就没有注明出处。
在《新元史》中检索“多桑蒙古史”，查不到任何信息。
查多桑也没用，书中并无相关信息。
《新元史》既无发凡起例的说明，也未注明参考了哪些书籍。一般而言，旧史大家撰史对材料选用均有所交代，在柯劭忞所处的年代，注明史料出处是惯例，柯氏却为什么不注明所引用的史料出处呢？是怕被发现什么吗？
经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得知，根据后世学者的许多考证得知，原来，柯劭忞在编写《新元史》时，是吸收了西方编写的所谓元史书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多桑所著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伊儿汗国的《黄金史》等等。
此外，柯劭忞广泛收集元代史料时，还利用了《元朝秘史》和《元史译文证补》，从《永乐大典》和相关的史籍、秘史中广征博采，最后终于在1922年完成了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
《多桑蒙古史》是19世纪初瑞典东方学家、外交官多桑（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所写的一部蒙古史，所叙时间为十二世纪初至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共3卷，从蒙古族起源到忽必烈时代。下册共4卷。书后附录4项：波斯诸蒙古汗世系表、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钦察诸汗世系表、世系表中人名对照表。
1799年，多桑子承父业、步入仕途后，历任驻西、普、法、荷、德等国的外交公使，1850年被召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法语著成《自成吉思汗至帖木儿之蒙古历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1834-1835年初版，1852再版），后来，又出版了一本《高加索人阿布·卡西姆的旅途（Des Peuple you Caucase ou Voyage d'Abou-l-Cassim）》（1828）。
前者经过民国史家冯承钧翻译，在国内以《多桑蒙古史》闻名于世。
中华书局本陆峻巅译序 （1958年）
有趣的是，这本《多桑蒙古史》被发现存在大量谬误。
冯承钧在翻译时便指陈其弊，该书中的人名地名、某些事件方面出现了诸多疏漏：
人名之误：
如塔马察之子，据《序纪》为豁里察八篾儿干，《宗室世系表》则为豁里察八篾儿台。“干”、“台”音异，必有一误。
又如大理酋长，《宪宗纪》为段智兴，《世祖纪》则作段兴智。
地名之误：
太祖与王罕合攻篾八乞，《太祖纪》指为那莫察山，《脱黑脱阿传》则称在孟察。
纪年之误：
如速不台征伐篾儿乞，据《太祖纪》事在太祖十二年；《据脱黑脱阿传》事在太祖十一年。
纪事有误，如太祖与王罕之联姻一事，据《太祖纪》，太祖不愿嫁女于王罕，王罕不愿嫁女于太祖，而据《客烈亦王罕传》，不愿与王罕约婚者为桑昆。
又如扎木合之死，《太祖纪》称扎为伏诛而亡。
……
巴托尔德语曾明言：多桑利用的资料校订不多，且仅参考一份抄本，因此错漏也不少。冯承钧等诸多学者在翻译时发现了此书存在大量问题，因此绝不可贸然将其当作参考资料。
史料来源就存在诸多问题，那这《新元史》采信的西史岂不是大大的有问题？
再看柯劭忞书中究竟有没有注明史料出处。
通过检索发现，无论是输入“多桑”，还是“多桑蒙古史”关键词，都查不到相关信息。
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全史》，书中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
西人所著伊儿汗国的《黄金史》，书中也检索不到相关史料注引的字样。
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回头再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新元史》这本书，其缺漏其实甚多：
1、同一件事，在前后不同之处，重复提及，这种情况还不少。
例如，至元三年八月世祖赐高丽国王诏书，《世祖本纪》有载，又在《高丽传》和《日本传》分别提及。
世祖赐高丽王诏书内容多次重复，文字几乎一模一样。
至元十年二月，世祖赐缅王诏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世祖本纪》的记载，与《缅传》中记载文字相同。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
2、翻译之时，译音缺乏统一的规范，一字数译，比较随意。
译音无定的情况在书中非常严重，一会儿称黑达达、白达达、野达达，一会儿又改称黑塔塔、白塔塔、野塔塔。
《序纪》：“蒙古衣尚灰暗，故称黑达达。其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为白达达，野达达，详《氏族表》。”
《氏族表》：“蒙古氏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皆为白塔塔儿，浓一皆为野塔塔儿。”
前面明明写的是“客你敦”，后面又改称“客弥敦”；
一会儿是“脱黑脱阿”，一会儿又改成了“托黑脱阿”；
一会儿是“垂河”，一会儿又作“吹河”；
一会儿写“忒尔马塞楞”，一会儿又作“答里麻失里”、“答儿麻失里”，“答失麻失里”。
还有把“谟阿图堪”，又写成“莫图根”的，令后人连猜带蒙。一个是四个字，一个是三个字，这四个字的，与三个字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人？
《太祖纪》：“十六年···九月，帝亲攻八米俺城，皇孙谟阿图堪中流矢卒。”
《察合台传》：“十六年，·····太祖复进攻八米俺，察合台长子莫图根中流矢卒。”
除了人名、地名外，纪年、纪事、世系方面也存在许多谬误，甚至还存在取舍删改不当的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宋濂等人所著《元史》未列艺文志，后来，钱大昕专门补写了《元史艺文志》四卷，魏源在撰写《元史新编》时单列采录，柯劭忞的《新元史》明明参考了魏源的《元史新编》，却删去了艺文志一项，令人颇为费解。
此外，柯劭忞还很诡异地修改了一些文字，例如：
宋濂《元史》之《赡思传》中，叙其先世云：“····其先大食国人”，柯劭忞在编撰《新元史》时，却把“大食国”删除，修改为“其先西域人”。
西域是广泛的地理概念，其范围并不确定，可以在中东，也可以在欧洲，而大食国是一个确定的范围名称，他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既然元史中已经明确注明赡思先世为大食国人，柯劭忞无凭无据，又无详细论证，为什么要修改别人的祖先来源呢？
而且，《新元史》使用的另外一些史料，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使用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流传元代“脱卜赤颜”早已不存。并且，《元朝秘史》不是史书，而是类似历史演义性质的文献，与蒙古的金册国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元史译文证补》30卷，为近代洪钧（1839-1893）所撰。洪氏曾出驻欧数国公使，得波斯人拉施特、法人多桑、英人霍握儿特等之元蒙史著作，博搜约取，首开以西方史料证元蒙史之途径……
明白了《新元史》史料来源和诞生经过，可以来查查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的真实情况了。
查阅《元史》，根本就没有“阿八哈”这个人。不仅没有“阿八哈”，所谓的将其养大的继母“脱古思可敦”，也根本不存在。
有意思的是，元代从未出现过“阿八哈”，却在清代通过《新元史》突然出生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继母“脱古思可敦”在《新元史》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可是，她在现行的西史中却存在。
度娘说，她在我这里也是存在的。
注意，在柯劭忞的以下生平简述中，对其参考西方伪书资料一事只字未提。
正常情况下，编书时参考国内的诸多资料也都有所提及，例如邵元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等等，可为什么到了参考、引用何种国外资料时，却只字不提呢？
为什么？？？
当《新元史》问世后，柯劭忞很快就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于文学博士学衔。
1921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
如是这般，官修“二十四史”就变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柯劭忞总成的《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
通读历史，不难发现诸多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中，有条脉络隐隐浮现：
西方伪史通过一个忠心耿耿的满清遗老的力作，试图将其编造的故事，转变为中国的国家正史，并永久流传。
钱玄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恰好把日本疑古派的作派学了去，回国后与顾颉刚、胡适、刘半农等人，一起将之发扬光大，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时至今日，百年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称“疑古玄同”，最先鼓动废除汉字，真是一言难尽。
“大禹是条虫”，则是顾颉刚疑古的登峰造极之作。
顾颉刚引《说文解字》之言“禹，虫也，从禸（蹂），象形”，以及“禸（蹂），兽足蹂地也”，解释说：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大禹都成了“虫”了，敢问，虫子怎么治水？？？
耐人寻味的是，顾颉刚的私塾弟子黄现璠曾言：
“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结合上述分析来看，日本学者为什么会对顾颉刚推崇备至？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还是“挖祖宗根基”的立场？
我们为什么文化不自信？为什么在这方面屡屡吃亏？
祸根就是这帮胳膊肘往外拐的学者里应外合搞出来的。
星火相继，敢于梦想
希望通过《昆羽继圣》四部曲梳理的华夏历史文化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认识，以抵御外来糟粕的侵扰（上古至宋代）；
希望通过《明朝这些事：被抹去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西史辨伪系列破除迷云，唤醒更多的人，认清这个世界近代三四百年的历史（明代至清末）；
希望通过科幻小说《灵能4996》六部曲在现实的科技基础上铭记近代屈辱历史，向科幻高地进发，展望未来，塑造中国屹立于世界的崭新形象，打造中国人宏大的科幻宇宙，让更多的人看到文化与科技引领的方向，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人类之路（当下至未来）。